財團法人乳癌防治金會張金堅董事長 一般外科

 

WeGenius第45刊‧2020年‧

  耕莘醫院‧張金堅醫師 【醫師介紹】

劉亦棻/鄭楷靜專訪

我出生於民國35年,成長於二次大戰結束的那一段時期。我想,是因為父母與兄長對我的疼惜,才讓我有機會習醫。我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三位兄長都經歷過戰後台灣最辛苦的日子,他們都十分認命與努力,因為家裡經濟條件不好,大哥就讀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二哥就讀台中師範學校,無非就是想要早一點步入社會工作,賺錢貼補家用。

我的母親她是閩南人,就像是當時為數不少的女性一樣,身為養女,沒有機會受教育識字,在客家庄的生活讓她學會吃得苦中苦,養成了她極愛清潔、勤勉的性格。我的父親自國小畢業之後,就擔任火車的司爐。我們家裡的環境不富裕,如同當時多數的孩童一般,大家都要幫忙家計,像是我們農家孩子要幫忙賣西瓜、種菜,也會去鄰家拿廚餘養豬。

我一直到國小六年級時,父母親才讓我參加學校的遠足,那是我第一次到台北。記得當時我還對母親吵著說「遠足同學都會帶蘋果耶!」,蘋果在當年是十分昂貴的。母親如我所願讓我帶了一顆蘋果去,我捨不得吃,遠足完後又原封不動的把蘋果帶回家,放在神桌前供奉了兩個星期。擺了兩個星期的蘋果,當然是不能食用了,可是每天我都可以有聞到蘋果香氣的滿足。

當時父親就曾經告誡我們,讀書真的很重要,我們不能像他一樣,人生就是只有一種選項。其實,父親從來就是十分認真的工作,他從司爐,一直升到副司機、司機的職位,最後成為辦公室的職員。父親的故鄉是在苗票後龍的大山腳,他為了孩子們的發展,舉家搬遷到台中,故里的農地就是交由我們伯父種植西瓜與花生。伯父為人很熱心,採收好的西瓜,都會特地送來台中讓我們賣錢貼補家用。西瓜的品質就要看老天幫忙,雨量少時就甜,雨量多時就不甜。母親則是養豬以貼補家用,我就要跟著哥哥們去向鄰家收取廚餘。

在家庭經濟條件很不好的情形之下,父親只能讓我的兄長們就讀職業學校與師範學院,他們一畢業就能工作賺錢。兄長們對我們的家庭付出真的很多,面對物質環境極度窮困,他們既要幫忙分擔家務,然後又要求學,大哥還是很爭氣考上台中高工,他又很聰明,考過國家普考、高考,擔任公職一路努力受長官器重。他為了家人,又從基隆港務局回到台中省交通處工作,一直保持工作認真、負責、守本分的風格,最後被拔擢升任副處長。我的大哥是我極為欽佩的家人。

我的二哥也很聰明,他是小學老師,那時我就讀國小,鄰居有一位環境不錯的小孩,他們想要請我二哥晚上擔任家教老師,二哥就想到讓我也一起加入,既能貼補家用也能顧及我的課業。從前的小學生要參加聯考才能唸初中(現在的國中),沒有錢補習的同學,就會被分派到打掃工作。因為放學後,二哥替我額外輔導,所以每當學校老師要開會時,就會要我擔任小老師協助同學。我的兄長們在力爭上游之時,總是沒有忘記拉拔我這個弟弟。

還記得家人說,我直到五歲時都未曾開口說話,在一個醫學不發達的時代,家人都很擔心我是不是聾啞?六歲時我終於開口了,家人才鬆了一口氣。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我的成績排名都是倒數幾名,直到四年級才有了起色,慢慢才考到第一名。國中以後,我的成績都不錯,能夠直升高中,同時能申請清寒獎學金來減輕家人經濟負擔。升大學時,班上同學都很優秀,我放棄保送到成功大學的機會,第一年聯考放榜錄取電機系,重考一年我錄取了台大醫科。

如同前面所言,我的父親工作十分勤勉,但是他的人生境遇讓我感到十分不捨與無力感。在我國中時,父親就一直咳嗽,後來證實他患了開放性肺結核。從我初中開始,父親就會嚴重咳血,他必須接受隔離治療。後來擔心家人們會感染肺結核,大哥就替父親另外租了一間住處,兄長們會輪流去照料。生病的父親經常感嘆,自己像是在過牢獄生活。在我考上台大醫科的第一個暑假,在中部橫貫公路的健行活動半途,才到霧社,我就接到父親過世的噩耗,趕返家中奔喪。

生活的經驗讓我知道,貧窮不是罪惡,但要懂得力爭上游。早期台灣民眾多數生活不富裕,這些也反應在醫療照顧的實況,像是我們在行醫的初期,醫院都沒有足夠的口罩、開刀房專用鞋套及紗布,這些用品都是用布製成,反覆清洗消毒再利用。物資有限的情形之下,資源就要做有效分配,所以,開刀房裡面優先使用新的手套,破了再補,補到不能再重覆使用了,就變成病房換藥的手套。

隨著時代進步,物質條件改善了,嶄新而且正確的醫學觀念也不再一成不變。過去的醫學是父權觀念,病患都要聽從醫師的話。現在強調醫病能有平等的互動,所以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在父權觀念的醫學世代,當年“同袍再造,視病猶親”的理念,也造就了許多優秀的醫者,特別是,醫學生師徒制的觀念,就好比髮型設計師從學徒時期,先要學會洗頭,才再燙染、吹剪,醫師在治療患者時,每一個環節也都要親身參與,例如:開刀與否的判斷,開刀的適應症,開刀的解剖位置及最後的各式重建(如腸管吻合),醫師都要全程參加。外科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大家都有成就感與使命感。健保制度施行之後,醫病關係緊張,不但醫療工作者的工作量倍增,社會價值觀也改變,讓年輕人從醫面對了不同於以往的挑戰。

1965年我就讀台大醫科,1972年大學畢業,後來又在母校攻讀博士,我是第一位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畢業的外科博士,我們是在一個資源窘迫的大環境之下,克服了各種困難,跌跌撞撞的完成學業與外科訓練。畢業時,每一位年輕醫師對於選擇專科都有些徬徨,我記得我那時候因為指導教授陳楷模老師的影響,選擇乳房專科與大腸直腸專科。

早期在物質缺乏的年代,外科主要的患者是以肝癌、胃癌居多,歷經四十餘年經濟成長,台灣民眾的生活條件改善,飲食習慣西化,現在則是以乳癌、大腸癌居多。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疾病發展的趨勢往往是當年始料未及的,所以對於年輕人從事各行各業,我會和大家說,興趣最重要,當前熱門的東西並不是永久不變的。學生時代,我是跟隨陳楷模教授學習,所以自然走到乳癌專科,那在當時民風保守的時代是個冷門的科別,婦女都不太認識乳房疾病,更不要說讓陌生人看到自己的乳房。

因此早期婦女來門診治療乳癌時,都是乳癌二、三期了,甚至於是末期,病況都很不好,有的人更是要直接面對死亡,或是病灶流血、出現惡臭,可見當年女性受到的照護並不周全與完整。而且早年乳癌患者的治療都是片斷式的缺少整合,病人承受的苦痛較多,此外,可以使用的藥物,可以開刀來治療的個案也有限。你可以想像在乳房疾病沒有被大眾重視時,患者及家屬身心受到的煎熬、折騰與創傷非常嚴重。對女性朋友來說,乳房是她們心中美麗的外觀,失去乳房的打擊是非常的沉重與悲傷。在治療中最重要的是定期追蹤是否復發,諮詢患者的夫妻關係,親子互動及其社會支持面,還有年輕患者未來的生育計劃,都是要全面關照的。

基於過往對於乳癌治療的經驗與發現其中的不足,我們集合大家的力量,成立了乳癌防治基金會。早期我們的病友們是在台大醫院的真善美俱樂部定期碰面,這是病友的支援團體,但是,我覺得只有病友會,功能仍然不足夠,因為當時我擔任台大外科主任,較有些資源與人手,所以,我想成立乳癌防治基金會,讓乳癌的防治工作能夠更全面。

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在全國展開乳癌防治的全面性推廣教育工作,我想第一步,先要針對得病的患者,讓她們知道得病時,人生會受到的衝擊有哪一些?還有治療時要如何因應苦痛與副作用?在康復的過程中,如何追蹤?如何重建自信的人生?

我們將乳癌患者生病治療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第一、面對衝擊(impact);第二、全面治療(total care);第三、重生(revival)。所以,我們要用不同的策略:如何輔導、幫助及支持患者?如何讓健康的人遠離乳房疾病?因為,策略之下要有計劃與行動,運用衛教宣導,篩檢工作,下鄉、演講與出書,宣導乳癌的飲食、照護,最終,就是要讓社會大眾對乳房疾病有正確的認識。衛教宣導與服務病友是基金會的工作主軸。

總之,乳癌防治基金會整體運作方向,分為預防與教育。預防工作就是分為乳癌防治宣導計畫及乳癌防治活動計畫兩個部份:先要篩檢出患者,讓民眾接受正確的治療。教育工作分為乳癌病友服務計畫,個管師導航管理工作坊,諮詢服務與志工培訓,目的就是教育病友,同時訓練衛教與護理專業人員,去照顧、推廣宣導關於乳癌疾病的知識。

以乳癌病友服務計畫為例,簡稱A.P.P.L.E.乳癌關懷模式,我們將患者分為三類:新診斷出乳癌期、正接受一系列療程期與治療後持續追蹤期。我們以五項方案對患者進行階段性的協助:A.(Approach)接觸,P.(Probe)探詢,P.(Present)介紹,講解疾病、提供含藥物、營養、復健、心理等治療相關資訊,L.(Listen)傾聽,E.(Enduring)持續,持續性支持團體。A.P.P.L.E.乳癌關懷模式,從預防到教育,讓專家與病人之間有良好的接軌。

乳癌防治基金會20年來,我們定期辦理乳癌病友聯誼會,對於剛開刀、化療的患者,我們定期舉辦新病友座談會,我們會邀請腫瘤科、外科醫師、藥師、復健師、護理師及營養師辦理講座,同時每二至三個月再請各科專業人士來衛教宣導講座,也有一些是病友的經驗談。另外配合衛生所,去偏鄉從事篩檢,出書推廣,並編列課程,進行身心輔導,且透過各種方式去鼓勵病友。

患者在得知罹病時,都會感到衝擊、害怕、孤單、腦海一片空白,甚至六神無主,我們希望經由A.P.P.L.E.乳癌關懷模式,可以讓患者感到有同伴的歸屬感、不孤單、有信心、順利的完成治療,回歸生活。最重要的是,在診斷、治療過程中,還有治療後追蹤階段,都要有品質管理的標準步驟。患者最擔心的問題之一,就是癌症復發,我們則是要建立患者面對整個病程有適當的因應與調適,用心傾聽病友的傾訴,長期陪伴病友。

台灣目前的醫學會,都是以單一且專科為主,多數都是針對某一疾病專科,例如外科醫學會就是外科為主,糖尿病醫學會,以內科疾病為主,但是我想乳房醫學會的學術教育,應該都是要多科整合,因為患者在治療乳癌時,同時需要有放射科醫師治療,病理科切片判讀,腫瘤內科的化學治療,外科醫師的開刀,整型外科重建的治療,於是我想應當要廣納各專科人才,不只限於外科範疇。

在台灣,乳癌的發生年齡高峰是在45至55歲,比美國患者的年齡低了10歲,台灣的患者停經前得乳癌占了所有患者60%,美國則是停經後占60%,原因不明。因此,我們需要有本土的研究,積極找出原因。過去,我們舉辦了傑出研究獎,對於本土乳癌研究有貢獻並有理論基礎的醫師們,像是院士與教授們,都是我們表揚的對象。自2016年起,我們又新增了青年學者優秀論文獎,採用小額獎金鼓勵年輕醫師的研究。

乳癌治療不限於手術,是全面性的治療,要整合各科的專業知識。更進一步,我們比較國內外乳癌病患的差異,我們也要加強乳癌疾病本土化的研究。一路以來,感謝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肯定,讓我們也得到了國家品質標章,以及醫院頒發各類的獎項。不僅在國內,我們也跨出台灣,舉辦國際乳癌大會,與美國乳癌基金會、新加坡及大陸進行訪問及交流,在2016年與美國Susan Komen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結盟,並舉辦台美乳癌防治政策圓桌論壇,分享乳癌防治的實務經驗與非營利組織的永續經營。

最近,我們在推行《讓愛飛翔》的計畫,由於初期乳癌患者都能得到健保給付,順利治療,但是乳癌的復發或轉移對貧困的患者是一大負擔,因為要用昂貴的標靶藥物等,可能要花費百萬以上費用,所以對於甲級貧困或清寒的患者,我們設法補助一點費用,台灣抗癌協會對我們也提出幫助,雖然金額不多,算是拋磚引玉的作為。

從事醫療工作,我最大的喜悅是能夠幫助女性病患,她們的健康更是關係著家庭的幸福。還記得小時候,媽媽要養豬,哥哥總會帶著我去各家收集廚餘,都會與婆婆媽媽們話家常,大家總是溫暖又親切,當我步入醫療專業,見到婦女病患受苦時,就會想起童年時鄰里們那一份互助人情的幸福,我希望能夠以自己微薄的力量,集結大家,繼續勇往直前,照顧到每一位在家庭默默付出的女性,能夠守護她們的健康,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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