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Genius第45刊‧2020年‧

  耕莘醫院‧張金堅醫師 【醫師介紹】

劉亦棻／鄭楷靜專訪

我出生於民國35年，成長於二次大戰結束的那一段時期。我想，是因為父母與兄長對我的疼惜，才讓我有機會習醫。我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三位兄長都經歷過戰後台灣最辛苦的日子，他們都十分認命與努力，因為家裡經濟條件不好，大哥就讀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二哥就讀台中師範學校，無非就是想要早一點步入社會工作，賺錢貼補家用。

我的母親她是閩南人，就像是當時為數不少的女性一樣，身為養女，沒有機會受教育識字，在客家庄的生活讓她學會吃得苦中苦，養成了她極愛清潔、勤勉的性格。我的父親自國小畢業之後，就擔任火車的司爐。我們家裡的環境不富裕，如同當時多數的孩童一般，大家都要幫忙家計，像是我們農家孩子要幫忙賣西瓜、種菜，也會去鄰家拿廚餘養豬。

我一直到國小六年級時，父母親才讓我參加學校的遠足，那是我第一次到台北。記得當時我還對母親吵著說「遠足同學都會帶蘋果耶！」，蘋果在當年是十分昂貴的。母親如我所願讓我帶了一顆蘋果去，我捨不得吃，遠足完後又原封不動的把蘋果帶回家，放在神桌前供奉了兩個星期。擺了兩個星期的蘋果，當然是不能食用了，可是每天我都可以有聞到蘋果香氣的滿足。

當時父親就曾經告誡我們，讀書真的很重要，我們不能像他一樣，人生就是只有一種選項。其實，父親從來就是十分認真的工作，他從司爐，一直升到副司機、司機的職位，最後成為辦公室的職員。父親的故鄉是在苗票後龍的大山腳，他為了孩子們的發展，舉家搬遷到台中，故里的農地就是交由我們伯父種植西瓜與花生。伯父為人很熱心，採收好的西瓜，都會特地送來台中讓我們賣錢貼補家用。西瓜的品質就要看老天幫忙，雨量少時就甜，雨量多時就不甜。母親則是養豬以貼補家用，我就要跟著哥哥們去向鄰家收取廚餘。

在家庭經濟條件很不好的情形之下，父親只能讓我的兄長們就讀職業學校與師範學院，他們一畢業就能工作賺錢。兄長們對我們的家庭付出真的很多，面對物質環境極度窮困，他們既要幫忙分擔家務，然後又要求學，大哥還是很爭氣考上台中高工，他又很聰明，考過國家普考、高考，擔任公職一路努力受長官器重。他為了家人，又從基隆港務局回到台中省交通處工作，一直保持工作認真、負責、守本分的風格，最後被拔擢升任副處長。我的大哥是我極為欽佩的家人。

我的二哥也很聰明，他是小學老師，那時我就讀國小，鄰居有一位環境不錯的小孩，他們想要請我二哥晚上擔任家教老師，二哥就想到讓我也一起加入，既能貼補家用也能顧及我的課業。從前的小學生要參加聯考才能唸初中（現在的國中），沒有錢補習的同學，就會被分派到打掃工作。因為放學後，二哥替我額外輔導，所以每當學校老師要開會時，就會要我擔任小老師協助同學。我的兄長們在力爭上游之時，總是沒有忘記拉拔我這個弟弟。

還記得家人說，我直到五歲時都未曾開口說話，在一個醫學不發達的時代，家人都很擔心我是不是聾啞？六歲時我終於開口了，家人才鬆了一口氣。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我的成績排名都是倒數幾名，直到四年級才有了起色，慢慢才考到第一名。國中以後，我的成績都不錯，能夠直升高中，同時能申請清寒獎學金來減輕家人經濟負擔。升大學時，班上同學都很優秀，我放棄保送到成功大學的機會，第一年聯考放榜錄取電機系，重考一年我錄取了台大醫科。

如同前面所言，我的父親工作十分勤勉，但是他的人生境遇讓我感到十分不捨與無力感。在我國中時，父親就一直咳嗽，後來證實他患了開放性肺結核。從我初中開始，父親就會嚴重咳血，他必須接受隔離治療。後來擔心家人們會感染肺結核，大哥就替父親另外租了一間住處，兄長們會輪流去照料。生病的父親經常感嘆，自己像是在過牢獄生活。在我考上台大醫科的第一個暑假，在中部橫貫公路的健行活動半途，才到霧社，我就接到父親過世的噩耗，趕返家中奔喪。

生活的經驗讓我知道，貧窮不是罪惡，但要懂得力爭上游。早期台灣民眾多數生活不富裕，這些也反應在醫療照顧的實況，像是我們在行醫的初期，醫院都沒有足夠的口罩、開刀房專用鞋套及紗布，這些用品都是用布製成，反覆清洗消毒再利用。物資有限的情形之下，資源就要做有效分配，所以，開刀房裡面優先使用新的手套，破了再補，補到不能再重覆使用了，就變成病房換藥的手套。

隨著時代進步，物質條件改善了，嶄新而且正確的醫學觀念也不再一成不變。過去的醫學是父權觀念，病患都要聽從醫師的話。現在強調醫病能有平等的互動，所以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在父權觀念的醫學世代，當年“同袍再造，視病猶親”的理念，也造就了許多優秀的醫者，特別是，醫學生師徒制的觀念，就好比髮型設計師從學徒時期，先要學會洗頭，才再燙染、吹剪，醫師在治療患者時，每一個環節也都要親身參與，例如：開刀與否的判斷，開刀的適應症，開刀的解剖位置及最後的各式重建（如腸管吻合），醫師都要全程參加。外科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大家都有成就感與使命感。健保制度施行之後，醫病關係緊張，不但醫療工作者的工作量倍增，社會價值觀也改變，讓年輕人從醫面對了不同於以往的挑戰。

1965年我就讀台大醫科，1972年大學畢業，後來又在母校攻讀博士，我是第一位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畢業的外科博士，我們是在一個資源窘迫的大環境之下，克服了各種困難，跌跌撞撞的完成學業與外科訓練。畢業時，每一位年輕醫師對於選擇專科都有些徬徨，我記得我那時候因為指導教授陳楷模老師的影響，選擇乳房專科與大腸直腸專科。

早期在物質缺乏的年代，外科主要的患者是以肝癌、胃癌居多，歷經四十餘年經濟成長，台灣民眾的生活條件改善，飲食習慣西化，現在則是以乳癌、大腸癌居多。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疾病發展的趨勢往往是當年始料未及的，所以對於年輕人從事各行各業，我會和大家說，興趣最重要，當前熱門的東西並不是永久不變的。學生時代，我是跟隨陳楷模教授學習，所以自然走到乳癌專科，那在當時民風保守的時代是個冷門的科別，婦女都不太認識乳房疾病，更不要說讓陌生人看到自己的乳房。

因此早期婦女來門診治療乳癌時，都是乳癌二、三期了，甚至於是末期，病況都很不好，有的人更是要直接面對死亡，或是病灶流血、出現惡臭，可見當年女性受到的照護並不周全與完整。而且早年乳癌患者的治療都是片斷式的缺少整合，病人承受的苦痛較多，此外，可以使用的藥物，可以開刀來治療的個案也有限。你可以想像在乳房疾病沒有被大眾重視時，患者及家屬身心受到的煎熬、折騰與創傷非常嚴重。對女性朋友來說，乳房是她們心中美麗的外觀，失去乳房的打擊是非常的沉重與悲傷。在治療中最重要的是定期追蹤是否復發，諮詢患者的夫妻關係，親子互動及其社會支持面，還有年輕患者未來的生育計劃，都是要全面關照的。

基於過往對於乳癌治療的經驗與發現其中的不足，我們集合大家的力量，成立了乳癌防治基金會。早期我們的病友們是在台大醫院的真善美俱樂部定期碰面，這是病友的支援團體，但是，我覺得只有病友會，功能仍然不足夠，因為當時我擔任台大外科主任，較有些資源與人手，所以，我想成立乳癌防治基金會，讓乳癌的防治工作能夠更全面。

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在全國展開乳癌防治的全面性推廣教育工作，我想第一步，先要針對得病的患者，讓她們知道得病時，人生會受到的衝擊有哪一些？還有治療時要如何因應苦痛與副作用？在康復的過程中，如何追蹤？如何重建自信的人生？

我們將乳癌患者生病治療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第一、面對衝擊（impact）；第二、全面治療（total care）；第三、重生（revival）。所以，我們要用不同的策略：如何輔導、幫助及支持患者？如何讓健康的人遠離乳房疾病？因為，策略之下要有計劃與行動，運用衛教宣導，篩檢工作，下鄉、演講與出書，宣導乳癌的飲食、照護，最終，就是要讓社會大眾對乳房疾病有正確的認識。衛教宣導與服務病友是基金會的工作主軸。

總之，乳癌防治基金會整體運作方向，分為預防與教育。預防工作就是分為乳癌防治宣導計畫及乳癌防治活動計畫兩個部份：先要篩檢出患者，讓民眾接受正確的治療。教育工作分為乳癌病友服務計畫，個管師導航管理工作坊，諮詢服務與志工培訓，目的就是教育病友，同時訓練衛教與護理專業人員，去照顧、推廣宣導關於乳癌疾病的知識。

以乳癌病友服務計畫為例，簡稱A.P.P.L.E.乳癌關懷模式，我們將患者分為三類：新診斷出乳癌期、正接受一系列療程期與治療後持續追蹤期。我們以五項方案對患者進行階段性的協助：A.（Approach）接觸，P.（Probe）探詢，P.（Present）介紹，講解疾病、提供含藥物、營養、復健、心理等治療相關資訊，L.（Listen）傾聽，E.（Enduring）持續，持續性支持團體。A.P.P.L.E.乳癌關懷模式，從預防到教育，讓專家與病人之間有良好的接軌。

乳癌防治基金會20年來，我們定期辦理乳癌病友聯誼會，對於剛開刀、化療的患者，我們定期舉辦新病友座談會，我們會邀請腫瘤科、外科醫師、藥師、復健師、護理師及營養師辦理講座，同時每二至三個月再請各科專業人士來衛教宣導講座，也有一些是病友的經驗談。另外配合衛生所，去偏鄉從事篩檢，出書推廣，並編列課程，進行身心輔導，且透過各種方式去鼓勵病友。

患者在得知罹病時，都會感到衝擊、害怕、孤單、腦海一片空白，甚至六神無主，我們希望經由A.P.P.L.E.乳癌關懷模式，可以讓患者感到有同伴的歸屬感、不孤單、有信心、順利的完成治療，回歸生活。最重要的是，在診斷、治療過程中，還有治療後追蹤階段，都要有品質管理的標準步驟。患者最擔心的問題之一，就是癌症復發，我們則是要建立患者面對整個病程有適當的因應與調適，用心傾聽病友的傾訴，長期陪伴病友。

台灣目前的醫學會，都是以單一且專科為主，多數都是針對某一疾病專科，例如外科醫學會就是外科為主，糖尿病醫學會，以內科疾病為主，但是我想乳房醫學會的學術教育，應該都是要多科整合，因為患者在治療乳癌時，同時需要有放射科醫師治療，病理科切片判讀，腫瘤內科的化學治療，外科醫師的開刀，整型外科重建的治療，於是我想應當要廣納各專科人才，不只限於外科範疇。

在台灣，乳癌的發生年齡高峰是在45至55歲，比美國患者的年齡低了10歲，台灣的患者停經前得乳癌占了所有患者60％，美國則是停經後占60％，原因不明。因此，我們需要有本土的研究，積極找出原因。過去，我們舉辦了傑出研究獎，對於本土乳癌研究有貢獻並有理論基礎的醫師們，像是院士與教授們，都是我們表揚的對象。自2016年起，我們又新增了青年學者優秀論文獎，採用小額獎金鼓勵年輕醫師的研究。

乳癌治療不限於手術，是全面性的治療，要整合各科的專業知識。更進一步，我們比較國內外乳癌病患的差異，我們也要加強乳癌疾病本土化的研究。一路以來，感謝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肯定，讓我們也得到了國家品質標章，以及醫院頒發各類的獎項。不僅在國內，我們也跨出台灣，舉辦國際乳癌大會，與美國乳癌基金會、新加坡及大陸進行訪問及交流，在2016年與美國Susan Komen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結盟，並舉辦台美乳癌防治政策圓桌論壇，分享乳癌防治的實務經驗與非營利組織的永續經營。

最近，我們在推行《讓愛飛翔》的計畫，由於初期乳癌患者都能得到健保給付，順利治療，但是乳癌的復發或轉移對貧困的患者是一大負擔，因為要用昂貴的標靶藥物等，可能要花費百萬以上費用，所以對於甲級貧困或清寒的患者，我們設法補助一點費用，台灣抗癌協會對我們也提出幫助，雖然金額不多，算是拋磚引玉的作為。

從事醫療工作，我最大的喜悅是能夠幫助女性病患，她們的健康更是關係著家庭的幸福。還記得小時候，媽媽要養豬，哥哥總會帶著我去各家收集廚餘，都會與婆婆媽媽們話家常，大家總是溫暖又親切，當我步入醫療專業，見到婦女病患受苦時，就會想起童年時鄰里們那一份互助人情的幸福，我希望能夠以自己微薄的力量，集結大家，繼續勇往直前，照顧到每一位在家庭默默付出的女性，能夠守護她們的健康，這是我最大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