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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純仁署長●獲頒第24屆醫療奉獻獎(上)

  施純仁署長  獲頒第24屆醫療奉獻獎(上)

WeGenius第39刊‧2015年劉亦棻、薛淳元專訪【醫師介紹】

 

1.您的成長、求學、行醫及從政之路,可以說是台灣歷史的縮影,可以先請您談談成長的背景?

台灣的歷史是十分奇妙,荷蘭、西班牙、明朝,都統治過台灣,還有清朝,再來就是1895年~1945年,日本人也統治過台灣,所以,我們現在的住民身上留著的基因有著非常多的類型,各種的族群都留下了不同的基因。

原來住在台灣的住民,是很純樸的族群,血統上面可能接近於日本或菲律賓,後來被外來的漢族,逐漸趕到高山去,那時新、舊族群之間充滿了衝突,造成住民許多傷亡。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本島的台灣人有400萬人,日本人有100萬人。現在台灣有2300萬人。戰爭結束後,從大陸來台灣的移民,也都有了第四代的子孫,大家已經不會有什麼族群的問題。只要是在這一片土地上面成長、生活,我們就是台灣人,就像我們從前一樣,從外地來此落地生根。

1894年日清戰爭於1895年結束,就是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後,完全沒有過問台灣住民的想法,就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成為了戰爭的賠償地,也就是犧牲品。日本統治台灣時,台灣人原本在墓碑上面保留祖籍地的習俗,像是來自福建泉州、福建晉江……等,一直傳到現在還有人留下。

我的家族是從中國大陸來台灣的第十代左右子孫。我的祖先從大陸移民過來,在鹿港落地生根,到曾祖父在清朝是有官位的人。從他們過去的照片,身穿綾羅綢緞,看起來是富裕的官宦世家,住在富麗堂皇的大房舍。當時鹿港的居民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家是姓施,其他多是姓許。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的祖父可能與兄弟意見不和,於是留下二叔公在鹿港守著祖傳家業,祖父隻身來到梧棲的鄉下,自己在鄉下開起了雜貨店,住在泥巴磚塊的土角厝,以小本生意養家糊口。

日本人來台灣統治時,我的祖父大約20多歲,父親那時已經8~9歲了。

父親在讀日治時的公學校時,一面唸書,一面要替人放牛維生,剩餘的錢要交給祖父養家。如果這個學期要放牛,他的學業成績就會是班上最後一名。如果這個學期錢勉強夠養家了,他不需要放牛,他就能拿到班上第一名。父親的求學生涯就是不斷地如此重覆。

從公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後,他想要考取師範學校,畢業後就能成為老師,在那個年代老師是相當有地位的職業。當時的師範學校是公費,還能提供住校。不過,家裡環境沒有辦法供他就讀七年制公費的師範學校,我的祖父還是希望父親能放牛賺錢,貼補家用。

我父親沒有放棄他的夢想,他很認真的自學正統的日語,然後考取了小學教師的檢定考試,那是好幾百個人才錄取一個名額的考試。他在20歲時如願當上了小學老師,與同樣來自福建的移民後裔,我的母親結婚。

父親的長相十分斯文、端正,我就沒有像他的面容。大約三十多年前,我在國外的外國指導教授、還有朋友們來到我們台灣家裡作客,大家都會對我說,他們很少見到像我父親一樣相貌端正,慈祥又有威嚴的東方長者。

2.也就是說,您求學時期,如果要進入好的學校,精通日文是必要的條件?

日本人來統治時,日語也就成為台灣人的國語。我們在家裡還是講母語,但是一般人還是要學習日語。當時日本初等教育分成小學校及公學校,小學校是專門給日本人就讀,公學校是給台灣人就讀。

擔任教職的父親,在日本人辦理的學校教員講習會上面,曾經發言主張台灣公學校的老師,除了課堂上教導日語,平時亦一定要用台灣話,就是用母語來教學。當時台中州的一位日本督學(州視學),對父親極不滿意,認為父親違背了日本殖民的思維。但是,另一位更高階的督學,非常欣賞我父親的看法,用母語才能拉近老師與孩子的距離,愛的教育才能具體實現。

這位高階的督學,就把父親從鄉下的公學校,調到台中市中心的女子公學校當教員,學校裡面只有少數幾名教員是台灣人。這位督學他也自己請調降級到女子公學校任校長職位。他很器重並栽培我的父親,同時安排我到日本人的小學唸書,當時我剛好滿6歲,現在台中的光復小學當時的校名叫做新富小學校,在台中公園旁,就是我的母校。

我們班上都是日本人,男、女生各占半數。當時我初入小學就讀,我都講著標準純正的日語,一般小孩都是說“爸爸”,我自幼被教育要說正式用語的“父親”。剛開始大家聽到我講的日語,都認為這個小孩好奇怪,因為我從小就被父親教導極為正規、成年人溝通的日語。

等過了一、二年,我的日語進步到比他們還要好。因為小孩子學語言是很快的,父親奠定我的底子,加上與同學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學習的好。到了三年級,我被選為級長,就是班代表,那所小學建校二十多年,只有一位台灣人被選為班代。

3.在日本人為主流的社會,您求學時期有遇到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從小學六年級畢業以後,我考上日本人就讀的中學,台中二中。過去台中二中是日本人的學校,台中一中是台灣人的學校。台北、台南則是相反,一中是日本人先設立的學校,二中是台灣人後設立的學校。只有台中是例外,台中一中是由林獻堂先生,霧峰的林家所創建。他們當年想要對台灣人多做一些貢獻,硬是比日本人更早建立一所中學校,是很令人景仰敬佩的人。

當時中學是五年制。在我五年級時,輪到負責督導全校的打掃清潔,有一天在早晨全校朝會,我報告了三年級的某一班,打掃清潔不合格。當天晚上,那一個學弟班集結了二十多位日本人,來到我家門口,把我找出去。因為我家一直維持中文名字,那群日本學生很不爽地認為他們居然被一個台灣人欺負。

我被他們帶來到了附近的空地,來勢洶洶的他們各個都長得比我高壯,都是會柔道、劍道的學生。而我本來就是個子比較小,如果真的打起架,我一定會被送到醫院急救。我思考後向他們表示歉意,不過,我還是告訴他 們,我在朝會時的報告做法不夠婉轉,讓他們感覺沒有面子,很抱歉,請原諒,但是他們真的沒有做好整潔的工作是事實。

最後,我告訴他們不要把今天那麼多位學弟來找我打架的事情說出去,這麼做對在場的人都不好,也許會有人看不過去他們的行為。沒想到隔天他們到了學校,得意洋洋,自己先開口放話說教訓了上級生的我。我們班上的日本人同學,認為學弟不應該以下犯上,那些學長就把學弟叫到操場,對著學弟一個個開打。

因為這一件事情,學校的老師、教官,對我當時的應對印象深刻,他們認為我現場處理的方式很得體,保護了自己也顧到了學弟的顏面。所以也沒有師長去制止那些高年級學長責罰學弟的行為,日後師長們反而對我很是照顧。

人生就是這個樣子,在任何地方,都會遇到友善的人、不友善的人。中國大陸十三億的人口,這麼多的人口,好人與壞人的差別會更大,像聖哲一般的好人或十惡不赦的惡人,不論在人數及性格上,都會比台灣的住民更為極端。

4.那麼您為什麼決定要習醫?

中學畢業之後,我考取台北高等學校。當時日本有九所公立大學,就是帝國大學,日本本土有七所,另外在台北、漢城各一所。要進國立的帝國大學必須讀三年制的高等學校,考進高等學校極為困難,台灣人大致上在同年齡的學生之中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有機會考上。日本當時的28所高等學校之中,台灣只有設置一所台北高等學校。現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三層樓校舍,就是台北高等學校的舊址,七星寮是學生的宿舍,在師大的左後角落。

台北高等學校設立的時間,到戰爭結束約有二十五年之久,日本人有2000人自高等學校畢業,台灣人有599人。平均起來,台灣人一年大約只有二十多人能被錄取台北高等學校,一半左右是台北人,錄取率大約千分 之一。進入高等學校才能有機會進入帝國大學。

李登輝先生是淡水中學考進台北高等學校的少數一人,台中州在我中學畢業那一年及前後兩年的三年內,只有兩位台灣人中學生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和我一起考進台北高等學校的一位陳同學,他來自埔里。很可惜的是他在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前,得到腎臟炎過世。

我在台北高等學校讀理科,李登輝讀文科。他看起來很文靜,當時我們都接近20歲。在台北高等學校二十多年的歷史裡面,擔任班代表(總代)只有我一個人是台灣人,也許是因為我的個性比較開朗。

另一個原因,我想是由於我從小學就和日本人一起求學,我已經學會了要如何在被日本人欺負時,怎麼用智慧應付他們或辯論的方式,甚至打鬪來反抗他們。我知道如何與異民族群相處的模式,也許他們就會信服我,願意和我相處。

台北高等學校的時代,學風真的很自由,可以研究中國的三民主義、西洋文學、哲學。歌德、卡來兒、康德、笛卡爾、叔本華……等,我們理科班的學生,照樣會拿起來讀。這樣子的風氣,主要源自明治維新解除鎖國,日本人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潮、教育觀點。

日本大正時代有十四年的光景,是日本最美好的時代,當時崇尚民主自由、思想浪 漫。昭和十一年,我進入台中二中,日本又慢慢恢復了軍國主義。在台灣的學校裡台北高等學校算是少數能夠保有自由主義風氣的地方。到了昭和十二年,發生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戰爭。

報考台北高等學校時,我所以會選擇理科,是為了想當醫師,當時的台北帝國大學最好的科別就是醫學部(院)。因為日本人不喜歡培養台灣人成為政治、法律的領導人,所以,台灣人習醫才可能會有一點出人頭地的機會。我進入台北帝國大學時,它只成立了八年,戰爭結束台灣離開日本統治之後才改為台灣大學,當時學校的教授、副教授都很少,醫學院裡台灣人只有一位擔任教授。日人教授幾乎是清一色的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留美、留歐的傑出學者。

5.在什麼機緣之下,您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後,進入國防醫學院系統?

在我的大學時代,學校尚缺乏台灣人的師資,又遇到戰亂,物資也非常的缺乏。我記得在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前幾屆日本人畢業生擔任軍醫官,幾乎全部都戰死了。台北市於1945年5月31日遭到美國空軍B29機編隊一波接一波的猛烈轟炸攻擊,全城在一天之內幾乎完全被破壞。當時日本天皇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數以萬計的年輕人,投入神風特攻隊,都開著飛機去撞沉美軍艦隊。歷史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應該有強烈的軍事干政。

到了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個月,長我們一屆的學長,都已經被調到戰地去擔任衛生兵。我們也被調到淡水山上一間國民學校,接受軍事訓練,隨時可能被送離本島,那時候是1945年(民國34年)2、3月,整個部隊都沒有食物可以吃。

後來台大植物系的日本教授帶著我們在山上找可以食用的野草,拿回營區就找鍋子放進去煮來吃。我們沒有米、地瓜,更不要說肉類。那幾個月每一個人都消瘦到雙頰凹陷。大家兩、三個星期才上一次大號,排出來的糞便,就像是人們形容羊的排泄物叫“羊屎豆”,一顆顆小小的。

戰爭終於結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後,國民政府派陳儀來台灣成立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當時的部隊紀律極為不佳,有些衣衫不整的軍人橫行霸道會欺負台灣人,亂砍亂殺,犯下許多暴行。街上又都是垃圾、廢棄物。更慘的是,物資持續的貧乏,一般百姓的日子真是過不下去。

日本時代的第八屆日本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生,民國34年8月15日戰爭結束,他們於同年提早畢業,畢業證書上面是以日本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生的身份畢業。日本人統治時期,在台大醫學部唯一的台灣人教授,就是杜聰明教授。杜先生是藥理學的專家,他對日本人的態度比較沒有那麼強硬。

當時我是由帝大醫學部,第九屆班代表變成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一屆班代表,我向杜先生報告,學生身上都沒有錢,家鄉也無法資助我們,已經到了找不到東西可以吃的地步。我們希望準時於民國35年畢業,大家可以離開學校去工作謀生,當時杜先生亦承諾讓同學順利於民國35年畢業。

後來陸志鴻先生擔任台灣大學校長,杜先生擔任醫學院院長。陸校長乃以我們受的訓練不夠為由,下令要再延一年才准以畢業。也就是我們無法在民國35年畢業,要到36年才能畢業。

可是我已經代表同學和學校交涉,杜先生也表明會讓我們準時畢業,於是我都已經轉達給同學知道,大家就以為很快就不必再向家裡伸手要錢了。當學校表示,要我們延畢一年時,同學們對我很抱怨且責怪我,認為我讓他們白白高興一場。

我一輩子總是認為,答應別人的事情,就應當完成,說出去的話一定要實行不可以跳票。所以我就去找杜先生理論,在當時和師長據理力爭,那是很嚴重的事情。最讓我心裡難過的是,杜先生對我原來很好,他請我去家裡幫他的孩子家教,我在高等學校讀書時代已經在別人介紹之下擔任杜教授第2個男孩子的家庭教師,所以杜夫人亦待我很好。

當年的日子真的很窮苦,大家都沒錢、沒飯吃,一年簡直就像一百年一樣長久。和杜先生爭執過後,他不再允許我到他家。我就和同學四處替人做搬運工、清垃圾,勉強賺錢糊口完成大學學業。我還到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去教書,賺一點微薄的生活費。民國36年2月27日晚上我從台大醫院實習下班時,目睹在台北市延平北路,因民眾不滿警察取締賣香菸的婦人引起衝突,次日爆發有名的二二八事變。

民國36年6月,我們終於畢業成為國立台灣大學醫科第一屆畢業生。那時候杜先生在台灣大學、在台灣醫界的影響力非常的大,我想我也不可能留在台大醫院服務了。十數年以後,我在國防醫學院做出腦神經外科的成績出來以後,我和杜先生的不愉快也煙消雲散了,他還介紹病人來讓我治病。

我很感謝上帝對我的照顧,讓我一生遇到很多好的老師。日本老師有對我好的,當然也有對我不太好的。後來台大畢業後,當時擔任醫學院長的嚴智鐘先生,他是天津人,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的細菌學專家,嚴院長明白我的處境,他介紹我到民國35年成立的陸軍總醫院工作。接著陸軍醫院成為民國39年由上海撤退來台的國防醫學院的第一教學醫院,我就跟著進入國防醫學院擔任外科醫學系教職,負責神經外科,多年後擔任整個外科學系主任教授。後來,台大醫學院的魏火曜院長,亦要我回去台大醫院,不過我只有回去教書,擔任神經解剖學教授,沒有看診。

6.您是如何對神經外科產生興趣的呢?

所謂「神經外科」是人類的腦脊髓及末梢神經等之疾患必須要手術加以治療的專科名稱。

神經外科當然是需要特別的訓練。必須在外科醫師裡面對腦、脊髓、末梢神經系統的解剖,生理功能,病理診斷及手術等特別訓練,而且當時診斷很困難,特別是腦部死亡率很高,因此在外科裡面是較晚發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連美國也只有二、三百位專科醫師,在日本是一位神經外科專科醫師都沒有,只有5~6位大學外科教授兼開腦部的手術而已。在中國大陸,北京的協和醫學院有二位留美的神經外科醫師開始做腦部的手術,但手術的病患還是很少。

1945年5月31日我在台大醫院看到台北市慘遭美軍轟炸及機槍掃射受傷的病患,有的送到醫院時還有意識的,可惜第二天就被發現已經死了。眼看此一現象使我覺得台灣必須要有腦神經外科醫師來救治這些患者。假如沒有人做此一困難工作,那麼我必須自願來開始研究發展此一科的心意油然而生。我的此種興趣及意願後來被國防醫學院的外科主任張先林教授發現。

張先林教授是安徽人,戰爭結束前由北京協和醫學院轉任軍醫學校發展成為在上海成立的國防醫學院(民國36年)的外科主任教授年僅46歲,後因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時1949年只有48歲,但是在台灣當時已經是最資深的外科教授了。當時台灣僅有的台大及國防醫學院二所醫學院裡只有他最資深。台大醫學院由日本東京大學回來執教外科學的高天成教授只有40歲左右,後來升任教授以肝癌手術著名的林天祐教授亦只有37歲。我當時是27歲被納入於國防醫學院外科第三年的住院醫師,即開始接受國防醫學院由協和醫學院帶來的極嚴謹的美式住院醫師訓練,所有的住院醫師都不准結婚必須住在醫院裡的宿舍,兩個星期才有一天的休假日亦必須用在整理病歷等工作。張先林教授認為我對腦神經系統有興趣而國防醫學院的外科學系亦正需要從事神經外科醫學的教學人員,就向我勸說留在國防醫學院,擔任神經外科主治醫師、講師。我也進一步接受張主任之安排。遂成為台灣出生而在國防醫學院執教的第一個外科及神經外科醫師。

在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要讀三年,然後通過考試,才能進人帝國大學醫學部。我們在大一時,要唸解剖學及生理學,一年過後最後才考試,及格就升到二年級,不及格就留級。解剖學有五本教科書要讀,最難的就是腦神經解剖學。

人的腦子裡面有幾百億的腦神經細胞,在那個年代,沒有進步的醫學影像,每一個細胞都有特殊的功能互相連繫,相當難懂、難記。解剖學及生理學,一年就只考一次,考題就只有兩題。我們前一屆考題很簡單,就考了腸子疝氣。

我們這一屆,教授到了考場在黑板上寫了二個題目都是最難的腦神經系統。那時有一位金關丈夫教授,出了大腦顳葉裡的海馬迴,連繫到對側顳葉及前面視丘下核及乳頭體的徑路叫Fornix Cerebri。大家都答不出來。我隱約記得翻閱過神經解剖的教科書,就把圖畫了出來,其他的什麼也記不清楚了,乾脆把考題上面的原文引到圖上面。

原本,我以為我不會及格,連補考都沒有機會。後來老師說「你畫的還不錯嘛」所以讓我及格。遇到金關教授此種幽默、寬容,反而使我自此對神經醫學產生興趣。所以,日後我在台大醫科教神經解剖學時,同學們聽到這個故事都覺得很好笑,這一題他們也就都會記得。

神經系統是很複雜的路徑,在臨床有很多不同的表現。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時,都會舉很多臨床症狀的例子來,幫助同學記得神經的徑路,加深他們的印象。現在還有多位台大醫學院的教授,學生時代都曾經上過我的課而說我給他(她)們上課的印象很深。

有幾位前輩問過我,為什麼後來我不回台大醫院看診,只有去台大醫學院授課?我一路走來,除了受到母校台大的培育,後來就在國防醫學院接受訓練,我的恩師張先林教授特別照顧我培養我,他是以個性、努力及潛力來衡量一個人,而不是以背景、關係、族群、門戶來評斷。讓我非常尊敬、懷念的人。

每一年在張教授的逝世紀念日,我都會帶著國防醫學院同仁,去陽明山張教授夫婦墓地掃墓,四十多年從未間斷。直到2013年我的腳不太方便,才沒有上去。

當時張教授希望我走腦神經外科,國防醫學院缺乏從事神經外科教學的醫師,日本時代在台灣沒有一個腦腫瘤被診斷出來或開刀治療成功的報告。原本我的太太亦不贊成,她從來沒有聽過腦瘤,她問我:誰會願意讓醫師把腦子打開?

張教授告訴我,要留下來擔任主治醫師,勢必要走腦神經外科。只走一般外科,他認為我會缺乏特別專精的強項。不過,沒有醫師願意從事神經外科開腦手術的工作,因為在當時連美國此一醫學最進步的國家,患者手術後仍然死亡的機會極高。我說服了太太,外科每一種手術都要學習,我就是多學一項神經外科而已。

7.早期出國進修的機會很難得,您是如何到加拿大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 and Hospital(MNI)去學習?這些經驗對台灣神經外科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醫院出身,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主要是由洛克斐勒基金會提供成立經費。共產黨統治大陸以後,協和醫院結束,洛克斐勒基金會以協助協和醫學院的經費成立了中華醫學基金會(CMB),提供每年大約三個台灣人的獎學金名額去美國學醫。日本也得到這筆獎金。美國援華基金會(ABMAC)則是另一個機會。

我在國防醫學院的推薦之下,拿到CMB的獎學金,並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Dr. Paul C. Bucy的同意,讓我去學習神經外科醫學。當時有一位Dr. Loucks,他是張先林教授在協和醫院時的頂頭上司,Dr. Loucks是中華醫學基金會的主席。

1956年提供給我的獎學金,原本限定只能在美國的本土花用,但是Dr. Loucks勸我改去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跟隨在MNI的Dr. Wilder Penfield學習。那時Dr. Penfield約65歲,比Dr. Bucy年長十多歲,他是美國神經外科之父Harvey Cushing的第三位住院醫師。後來我才知道,Dr. Penfield主持的MNI已成為公認的神經醫學研究聖地,設立它的經費也是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

Dr. Loucks是張先林教授的老師,他對我真的是很照顧,他破例讓我能拿著獎學金去加拿大學習,並且居中協調Dr. Wilder Penfield及Dr. Paul C. Bucy兩位教授,得到他們二位的完全同意。其實,我原本已經申請到芝加哥大學的許可,國防部准許我出國,美國簽證已經下來。結果Dr. Loucks寄信給我,說他替我聯絡好了Dr. Penfield,要我直接去加拿大。

現在的人很難想像,那時候辦一個簽證要半年時間,我很擔心又會耽誤出國進修的時程。Dr. Loucks就告訴我,沒關係,要我先去紐約找他,他會幫我解決問題。

當時(1956年)從台北到美國,要經過東京到中途島、夏威夷、舊金山、芝加哥,大約2、3天才能到紐約。在紐約,Dr. Loucks請我吃了午餐,要我拿著Dr. Penfield給我的通知信,搭上從紐約前往加拿大的火車,經過兩國邊境,把信給邊境檢查官看,也許就能在沒有加拿大簽證的情形下,進入加拿大國境。

過了白河(White River)亦就是美加國界,火車上來了加拿大邊境檢查官,發現我拿的是美國簽證。但是他看到我手上的通知信,他說“You are a very lucky guy!”就准許我進加拿大。他告訴我入境加拿大以後,找個時間去移民局補辦簽證,然後就讓我通行了。但是在加拿大一年多的時間工作太忙,我真的沒有空去移民局辦理簽證,直到我離開時才去完成所有的手續。

Dr. Penfield的領導能力十分傑出,MNI(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是把腦神經系統有關的基礎醫學、神經生理學、解剖學、生化學、病理學、放射學……到臨床醫學的內科、外科,全部設置在同一間的綜合性研究機構。所有的教授和受訓的醫師,每一週都要參加10次以上的各科討論,一切知識及技術,都是逐漸被啟發。從不會到會。擔任病理解剖及詳細的報告,一次又一次的討論會參與,從不同專精的教授與醫師吸收知識及技術,慢慢能夠溝通、進而合作。基礎與臨床的交流,讓醫師得到非常好的訓練。

另外一位長我13歲的Dr. Rasmussen教授,他1956年已經是執行、代理Dr. Penfield教授的工作Acting Director,MNI。許多美國大學醫學院的神經內外科醫師,都會希望來MNI接受1至3年的訓練再回去,後來都成為教授。我那時就想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在美國各地的醫院也都像MNI一樣的研究、訓練醫師。Dr. Rasmussen就寄給了美國許多大學醫學院信,讓我到美國各大醫學院去拜訪。

我見識到,美國的神經外科雖然是獨立單位,但是都沒有MNI的規模,足見Dr. Penfield的眼光獨到。Dr. Penfield在大戰時,是盟軍的最高醫藥顧問,他曾經去過重慶訪問蔣介石總統,兩人是舊識、又是同年出生。蔣介石在1975年過世,Dr. Penfield在1976年過世。

現在想想,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上帝對我真是很好。讓我有機會在加拿大學習(1956~1958)。我最大的收穫,就是能把MNI的精神與作法,延續到我日後行醫生涯,並且傳承給我們台灣神經外科的學生。

目前台灣腦神經外科醫師,一年腦瘤手術的病人,三總大約300例,台大500例,北榮800例。比較具有規模的醫院,都有20多名神經外科醫師。1960年代至1970年代缺乏神經外科醫師的時候,高醫、北醫、台大、彰基、台南省立醫院,都曾經陸續送醫師過來找我訓練,然後他們再培植更多的神經外科醫師。

台灣在1981年申請參加世界神經外科醫學會,當時我們只有30多名神經外科醫師,現在我們有500、600名神經外科醫師,在世界神經外科醫學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台大醫院的杜永光教授現在是理事長,他在學生時代也上過我的課。我們能有這麼優秀的人可以擔任國際神經外科醫學會的理事長,可見台灣在這個領域真是人才濟濟。

8.您剛回到台灣行醫時,會動腦部手術的醫師非常的少,您做腦部手術要如何面對壓力呢?

張教授認為軍職的待遇,很難留住、培育國軍醫學人才。在上海時Dr. Loucks和張教授曾經替陳誠(當時的副總統)開過胃潰瘍的刀,因此得到陳誠的信賴。國防醫學院於1949年隨政府遷台後,陳誠同意讓國防醫學院成立一間民眾診所,叫做中心診所,讓醫師可以對一般民眾服務,收取一些診療費用。

在張教授的准許下,讓我在中心診所設立了腦神經外科的門診,第一年除了頭部外傷顱內出血,腦中風、腦內血管瘤、脊椎疾病需要開刀的病人以外,大約是17、18個腦瘤病人,很順利的診斷出來且開刀成功。第二年大概有30位病人。病人很快就增加,中心診所就做出了腦神經外科的名號。

除了三軍總醫院的病人以外,一般民眾的病患亦多起來,台灣各地的腦部、脊椎等部位的手術病人都來找我們診治。那時張教授還提議支持我多買一些儀器,但是當時國家很苦,預算有限。我說設備夠用就好。後來,一年腦瘤我就開到100例。腦外傷、出血、中風、神經受傷、神經痛、脊髓長瘤、椎間盤脫出壓迫坐骨神經甚至頸椎壓迫脊隨這些手術我也做。病人人數我也無法控制,因為我自己日夜工作也沒有辦法全部開完。1960~1970年代,當時防守台灣的美國軍人以及日本商人等都必須要我們協助加以診斷、手術治療,讓我覺得必須加速培育腦神經外科醫師的急迫性。

好我們與台大醫學院洪祖培教授合作,於1977年成立中華民國神經學學會,會員包括三個公立大學醫學院院長: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彭明聰、國防醫學院院長蔡作雍、陽明大學醫學院院長韓偉等(他們三位都是神經生理學教授)加速訓練神經醫學醫師。同時本人還擔任理事長(1977~1981)及外科醫學會理事長(1980~1984)的關係,向有關當局申請由三軍總醫院訓練各大醫院送來的住院醫師,加以神經外科的訓練以配合全國腦神經系統疾患之需要。

個別的案例讓我頗受精神壓力者很多,比如中心診所還在小南門舊址時,有一位女性患了小腦腫瘤,當時還沒有CT scan,只能用神經學檢查來判斷她應該是小腦長了腫瘤。那時的檢驗儀器只有X光,利用X光血管攝影,片子上面發現小腦那裡有一大團的白色的顯影,看得出來是血管瘤。

那位患者的血管瘤接近呼吸中樞,動手術很危險,不動手術可能很快會致命。

每天晚上我結束手中的工作,在半夜12點左右都會去病房,看看明天要動手術的病人,那晚她在病房雙手抓著我,她一直說:“施大夫,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她哭著對我說。我說:“我會努力,盡我的全力,神會幫我,也會幫助妳。”

其實類似這種心理負擔、壓力不勝枚舉,我們外科醫師的壓力真的很大。開刀時,我會害怕失去病人,我一直都在心中禱告,請求上帝幫助我。很幸運的,第二天,手術很成功,她復原的很好,以後都能平安的生活。我有許多病人,當時沒有現在進步的診斷儀器幫助下,能以手術救回生命,他們現在都很健康,這是我最高興的事情。

9.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醫護人員為了要治療患者,其實本身都要承擔很多的壓力和風險?

外科醫師工作的壓力,除了自我要求,以及病人的術後恢復,我們還會遇到一些風險。從前我擔任一般外科醫師(30歲左右)時,麻瘋病的患者都集中在樂生療養院,當時這些病人偶爾發生急症的時候,沒有人願意去照顧這些病患。1952~1953年左右的事,有一位痲瘋病人忽然肚子大痛,在醫院的外國人傳教師醫生毫無辦法找到各大醫院外科醫師,只有我一個人願意過去替他治療。

我一到樂生療養院,大家很高興我願意過去,一下子湧來許多的病患來迎接我。他們一個個沒有鼻子或沒有眼睛,有的少了左手或是右手殘缺,對我來說真的是極大的震撼。

那位病患是胃潰瘍破裂引起腹膜炎,胃破掉了,當時照顧他們的護士、麻醉師都是美國傳教人員。我一打開患者肚子,裡面都是 膿,我們清洗乾淨,找到胃的破洞,然後要縫合。原本應該用鈍的圓針,可是醫院沒有鈍針,我在縫合時就不小心把縫合胃的大針穿通了我的左手指。

在那時候,沒有人知道麻瘋病確切的傳染途徑,我雖然立即服用了預防感染的藥物,可是我還是擔心了好幾年,所幸後來沒有生病。所以我會一直要求同仁要小心、不可以大意,其中一件事情特別讓我感覺遺憾。

在我正式擔任三總及國防神經外科主任,1975年左右,我開始做顯微鏡手術。我的第一位住院醫師,沈力揚醫師,十分傑出,他在1979年拿到美國神經外科醫師的資格。

當時北榮的盧光舜主任詢問我的意思,想要聘請優秀的神經外科人才,聽到我說沈力揚很優秀,他大感如獲至寶,就跑到美國請沈醫師回台灣服務。我勸過沈醫師,顯微鏡手術中的血管顯影,要小心放射線,一定要穿防護衣,他並不以為意,後來得到血癌英年早逝,真是可惜,50歲就過世。

我服務的三軍總醫院是在1968年於汀州路建了新大樓,台北榮民總醫院則早在1958年(我剛從MNI回來那一年),就蓋了第一座醫院大樓。大家忽略了輻射問題,台北榮總院長室,樓下就是X光室,沒有做好防護措施,院長室從地板下面受到放射線輻射,很可能是因為受到輻射線影響,鄒濟勳院長後來也是得到血癌而過世。

10.科技進步對神經醫學有什麼影響?

我們不能否定科技的進步對醫學帶來的便利,但是,要小心謹慎的使用。

在神經外科醫學的發展來說,科技帶來很多革新。世界神經外科醫學會成立於1956 年,第一屆世界神經外科醫學會(我的老師Dr. Penfield是榮譽主席)於1957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每4年舉辦一次。1973年在日本召開第五屆世界神經外科醫學會,當年展示了第一台CT scan。

早期要診斷腦部病變是很困難的,要先打空氣進入腦室,才能照片子。在沒有CT scan之前,我們都要依照全身細密的神經系統檢查,才能診斷患者會得到哪一種腦部疾病以便進行治療。

現在雖然儀器很進步,不過,最後的診斷結果必須由主治醫師綜合各種檢查為之。儀器只是驗證醫師的判斷。

我擔任衛生署署長時,全國只有11台CT scan,我建議每一間醫院要有一台,許多民意代表反對我,認為太浪費。可是目前全國各醫院不但都有CT scan,更進步的機器也都有了。進步的醫學儀器是必要的。

從前都是等到病人走不動,昏倒了,才被診斷出有腦瘤,現在1、2公分,就能被診斷出來。「核磁共振」(MRI)一掃,就馬上找到問題,病人可以更快治療,減少痛苦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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