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純仁署長●獲頒第24屆醫療奉獻獎（下）
施純仁署長 獲頒第24屆醫療奉獻獎（下）
WeGenius第39刊‧2015年
劉亦棻、薛淳元專訪
11.您怎麼會進入公職領域，擔任衛生署署長？當時您想到要做些什麼事情，來促進民眾健康？
我不是政治人物，我是一個醫師，我在醫療工作上選擇的是當年被認為診斷上及技術上最困難的腦神經外科的工作，而且從年輕時候到接近退休年齡的近四十年時間都沒有離開過這一個崗位，到了六十多歲此一年紀要我去擔任行政工作讓我猶豫不定過一段時間。雖然我創辦了神經學學會，神經外科醫學會，亦出任外科醫學會、國際外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等學會的理事長，並推動了國際交流維護了我國學術團體地位等接近行政及政治性任務，但是我還是一個醫生。不過既然接受了當時最高當局蔣經國總統的命令，同時我也覺得經國先生的晚年對台灣的認同與貢獻，我還是要負起做一個有作為的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的任務。
擔任衛生署署長一職，真是出乎我的意料。那時行政院王章清秘書長先來找我，接著又要我去行政院和俞國華院長見面，聊聊天。我擅長的不是衛生行政，聽到俞院長要我去擔任衛生署長，我當時數次婉拒。他就說，這是經國先生的主意。
我回想到，從前陸海空軍的第一總院舊址在小南門，蔣介石總統在世時，蔣經國會陪父親來看病。神經系統檢查都要全身衣服脫去，依照醫師的指示來動作，現在台灣只有我看過蔣介石總統的全身了。
後來，大約1960年代初期蔣經國有一次自己來醫院找我，那時他還沒有當總統，大約都40多歲了。他說，腳有麻麻的感覺，足部抬不太起來。我發現他的肌腱反射沒有反應，那可能就是末梢神經發炎。麻瘋、缺乏維生素或糖尿病都會有這種症狀。
那個年頭，檢查血糖大約要二天的時間才會有結果，報告出來，經國先生空腹時血糖就達到300、400，我就建議他去找糖尿病的醫師看診。後來北榮的醫師要他不要攝取太多的糖份，但是他每到客家庄，就會很開心地接受民眾熱情招待，麻糬一吃就是好幾顆下肚，當時看了就令人很擔心。
我在1986年元月14日就任衛生署署長，恰恰兩年後經國先生是在1988年元月13日過世。
我想，如果要接受公職，我必須要做一點事情。我原來的工作伙伴，主要都是外科醫師的團隊，經常會面對重大的死亡事件。所以，我就先從減低國民死亡率著手，看到當時癌症已經變成第一位致死原因，我發現男性癌症主要是肺癌，第二位致死原因是出血性腦中風，第三位是頭部外傷致死（機車事故致死最多）。
男性肺癌主因是抽菸，所以我就想讓公共場所的吸菸人數減少。要多量血壓，控制 血壓，就能預防出血性中風。另外一件就是血糖的控管。於是我提出一個口號“健康是每個人的權利，保健是義務。”當時我們就推廣民眾要測量血糖、血壓，要戴安全帽，同時要拒菸。
在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時，當時恰好擔任外科醫學會理事長並創立中華民國神經學學會的我就建議民眾要戴安全帽騎乘機車，當時孫院長就很贊成這個想法。在那時候，台灣一年約8000人死於頭部外傷，有些傷者就成為植物人，而這些人多數是青壯年人口，是國家的支柱。現在，騎乘機車戴安全帽的想法，已經在台灣落實許久。
12.香菸稅收是當年國庫重要收入之一，民眾也認為那是最單純的喜好和舒解壓力的方法，您是如何推行拒菸活動？
拒菸活動開始時在民間真的引起相當大的反彈聲浪。有些人說抽菸是個人的自由，紓解精神壓力的方法，更有人說他（她）們抽菸多年都很健康，現在已經習慣改不掉了。我會以自身為例，向大家說明，凡事都有可能做 到。我從19歲進台北高等學校時就開始抽 菸，一直抽到42歲。我還記得那時因為替人看病，結識了不少藝術家、詩人和文學家，許多人菸癮都很重。我和他們結交成為朋友，大家碰面就會抽菸斗、雪茄，有些朋友亦贈送給我當時很難買的到的菸斗菸草及雪茄。
像是我在開完一個手術要繼續做第二個手術時會疲累，就會在手術室外面抽菸斗。在 加拿大進修時，外國朋友也是常常聚在一起討論、聊天，就會隨手抽1～2支菸。就在我42歲時，我的母親突然腦中風，昏迷失去意識，我把她接來台北，沒幾天她還是過世。
小時候我跟著母親去媽祖廟拜拜，我的阿姨信了基督教，我們就跟著上教堂，聖經是用台語，書寫時就是羅馬字，我不會唸羅馬拼音，主日學的成績不太好。母親是很虔誠的基督徒，她很慈祥，在生前好幾次，都勸我不要抽菸、喝酒，她認為那是對自己的健康不好的行為。年輕時我不以為意，當她過世時我好難過，擦乾了眼淚，我就告訴自己要用戒菸來紀念母親。
當時的禁菸活動，讓行政院菸癮很大的二、三位部長十分不諒解我，還有幾位官員也不支持我。衛生署做保健工作必須要帶頭，我在衛生署以行政命令要求同仁在辦公室或在公共場所不要抽菸。我們的會議桌上面不可以再擺放菸灰缸。過了一、兩個月，行政院俞院長亦以行政命令要求在行政院院會時不要抽菸。
我剛就任時，行政院院會的會議桌上會擺放兩塊餅乾或蛋糕、一杯咖啡和菸灰缸，在每位部會首長面前就有一份。後來菸灰缸就消失了。不久，國防部也下令不可以在辦公室抽菸。政府部門開始習慣了不要在室內或公共場所抽菸。要抽菸就到另設的一個抽菸室裡面抽。
幸好有一個民間單位就是董氏基金會，非常支持我們的公共場所禁菸活動。當時的公賣局局長對我的想法，有些不高興。我由衛生署退休數年之後，有一回我率領紅十字會同仁訪問大陸，從鄭州搭火車到南京一整夜時間，看到整個車廂煙霧繚繞看不到人，到蘇杭參觀時看到蘇堤、白堤走道上面層層的菸蒂髒又亂，真的對身體不好，中國大陸衛生部長陳敏章先生問了我有什麼意見時，我也建議公共場所禁菸之事。這種場景在台灣已經不常見到了，我很高興現在我們的民眾進步到注重自己的健康。在任何聚會時，台灣的人民都會遵守法令不再看到在公共場所抽菸的人，只有一些外國人還有人在抽。
13.過去完全沒有政治背景與歷練，您是如何在任上推動各項醫療法案的立法？
有些人都認為出來替國家服務擔任高層公務人員或部會首長，就是做官，自己要拿特別好處，藉機出國辦私事，還要公眾配合自己私人的方便，這與我的觀念有很大的出入。我們拿國家的俸祿，就不應該做私人的事情。
不過，要想把事情做好，那些容易引起爭論的議題，就先不要去碰觸。先從比較容易得到民眾共識的民生議題，加強大家健康面的，慢慢推動做出成效，大家就會支持你的努力，就可以完成更多有助民眾健康的工作。
當時李國鼎先生，他對「醫療法」的立法很支持，我就任三個月就通過。我很有幸遇到這些想為國家努力付出的人。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亦多次鼓勵我，支持我。器官移植條例也是很重要的法案。醫師們基於助人的善意，從一個人身上摘取器官，移植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假如沒有法律的保障，被取走維持生命重要器官的病人家屬，是可能控告醫師殺人罪。
日本有一位教授，比台灣早10年進行心臟移植手術，從自己診斷為已死亡的病人身上摘取其心臟，他當時不被日本社會容許而黯然離職。此一事件使日本合法的心臟移植手術反而比我國晚了十多年。所以，我們立法的意義在於保障捐贈者的生命權。除此之外，受贈者萬一也死亡，醫師要承擔的責任就更大了。我們要有標準程序來判定、證明捐贈者是「腦死」，一定要由腦神經系統很專業的醫師來判斷，不可以由操刀的移植醫師來判定腦死。捐贈者生前也要有明確的捐贈意願，才能夠取走他的器官。
在器官移植條例立法將近完成之前，台大醫院進行了第一例換心手術（不合法，並無法律保障）。台灣大學醫學院是我的母校，而當時的醫院院長林國信院長是小我六年的晚輩，我心裡也很難過必須要對台大醫院進行行政處分。在我們腦神經外科的行醫經驗裡，有些頭部受傷的病人昏迷很久時日，還是有機會慢慢的恢復，有些不是專業的醫師以為「腦死」的病人不一定是腦死。所以，對於「腦死」一定要有專業的判定、法源的基礎。當時的政務委員高玉樹先生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也不要聽我的解釋。在報上寫文章大罵我說這樣的署長是台灣醫療進步的阻害者。經過了五、六年，他才認為我的堅持是有正確的理由，台大醫院亦必須成為全國的模範，而向我表達他的歉意。
14.從醫療工作到擔任公職，您不停的為國家社會服務，在經歷了不同領域的工作文化，您有什麼想法或經驗，可以教導我們晚輩學習並借鏡？
「教導晚輩」我不敢當，不過有些個人經驗可以提出來供各位參考。在我擔任衛生署署長時，原本俞院長很支持我，很高興我代他答覆多數立委之質詢的很清楚，很好。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讓我們之間有誤解。經國先生過世後，李煥接替俞國華成為行政院長，李煥先生那段時間在執政的國民黨內影響力極大。俞院長則非常的謹慎、節省，替台灣國庫把關很嚴謹，不敢浪費國家的錢。
之前有一天，李登輝先生就任總統後沒有幾天，李登輝夫婦邀請我們幾個人聚會，因為他與我同是台北高等學校的同年同學，不經思考我就和畫家楊六郎夫妻等幾位一起輕輕鬆鬆去他的家裡用餐，我以為就是普通的飯局。只能怪我沒有政治敏感度，沒有先向俞院長報告。第二天，可能是我去李登輝家中吃飯的事情傳到俞院長耳裡，他對我就變得徹底冷淡，立院的質詢，有些困難的亦寧願自己上陣答覆，他也不讓我去備詢。
此一事讓我有深刻的反省，既然衛生署是一個行政院的幕僚單位，應必須尊重行政院長，署長一職雖然是行政工作上獨當一面的部會首長之一，但是遇到如此重要的，像應總統邀請到總統公館赴宴，實應向行政院長報告。因為李總統是台北高等學校之同年的校友，內人與我都匆匆赴宴而忘了事前的報告。此事是可讓行政工作同仁做借鏡。1986年1月14日就任署長到1990年6月30日，奮鬥4年半的時間後因政局之變化，最高當局詢問我是否可讓出署長一職，我就立即表示只要能讓台灣的民主政局進一步發展，個人的進退絕對配合國家之需要而奉命辭職離開衛生署。
我心裡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以自己的專業努力，替台灣社會多做一些事情，這才是我心中認定的正確的事情。我不會後悔自己在公職的服務所帶來的。而且很感謝團結一致幫忙我的衛生署所有同仁在我任期內達成的許多成果。卸下公職，我就到社會組織從事一些可以貢獻專長的工作。我想只要願意，每一個人都可以為國家社會付出。
比較可惜的是，我離職前一天，當時加拿大政府因為我曾經前往MNI留學（1956～1958），往後幾十年我在神經外科領域國際間許多專業醫學團體，衛生行政工作亦在國際場合的表現獲得好評，所以特別來信說要以衛生部長（Minister of Health）的高規格邀請接待我參與一場加拿大政府衛生部主辦的專題演講活動。我離開衛生署時，邀請函被寄到辦公室放在我的桌子上，繼任的署長以為此一封信是給新任者而沒有知會我就匆匆前去加拿大參與活動，沒有機會發揮到最適切的國民外交作用。在國家外交艱困時，其實我們可以用專業能力，去建立更多半正式的邦交和友誼。
我們生長在台灣，我很珍惜這裡的土地及生活的人們。從事公職時，我想如果能夠替大眾把促進人民健康事務做好，讓台灣有進步，那就不會愧對我的家鄉。我們在這個土地上的每個人，只要在自己的崗位，一點一滴的去做，就可以讓台灣變好，更進步，就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想做為一位醫療人員，最好平常不要對別人表明自己的政治或宗教立場而應保持超然風度，同時必須站在病人的立場思考，這樣才不會拉開醫師和病人的距離。經過真誠的努力，能讓生病、面臨死亡恐怖的病人，經過困難的手術治療後，重新得到生活的能力，那是我得到的最大回饋，遠比任何獎項都要重要。
另外舉一個例子，有一次衛生署內的醫政，藥政，防疫，保健等各行政業務處共同提出建議說我國當時有大約8000例左右的血友病患者經常面臨因血液的凝固力不足而死於內出血或外傷引起的出血。血友病是因為遺傳的關係病患的血液裡面缺乏第八因子或第九因子所患的。假如給患者補充第八、九因子就可以控制而治癒，懷孕的女性在早期就可以抽胎水而驗出是否胎兒患有血友病，亦可以懷孕初期就可以打胎，不要生產。這樣我國的血友病患者就慢慢地絕跡。
因為當時的衛生署經費非常缺乏，建議我向行政院提出需要的費用大概8～9千萬左右。我同意各處長的共同意見行文報告行政院，看院長能否批准第二預備金以促進國民的此一疾病之根絕。沒有想到恰好俞院長出國訪問新加坡，回文為行政院副院長代行批准，效率很快，同仁們都很高興，幾天內就得到行政院同意。
但是沒有幾天後俞國華院長回國後聽說對此一案之通過非常不高興，俞院長是一位財經專家，非常堅持國家的錢不可以亂花的精神而大怒。我得到此一消息就趕赴行政院院長辦公室向俞院長說明此一案對我國控制「血友病」之重要性，但是院長還是聽不進去。我就向他報告本人願意接受任何制裁，包括免職處份。而後他就不作聲10來分鐘左右，最後才說「算了，算了」此案才可實施。
類似的署裡的同仁積極推動工作由我向上、向外負責的事例不少。此種由署長認可之下，完全負責之下，同仁推動良好的衛生、保健、醫療制度奠定基礎更是勤奮。我記得在台北高等學校的時候，讀到蘇格蘭（Scotland）的大文豪卡來兒（Thomas Carlyle，1795～1881）名著的Sartor Resartus（衣裳哲學）裡面的一句話，First perseverance, second perseverance, and third perseverance（第一要忍耐、堅持，第二要忍耐、堅持，第三還是忍耐不拔）此一句話一直陪伴我的人生，當我多多考慮後認為“對＂的事情我必須要堅持下去。我選擇以前無人做的腦部手術，神經外科醫師，做我一生的職業以後，因為診斷困難，初期病患很少，手術的技巧無師可學，死亡率極高，一般社會人士極少能諒解的情況之下，還是堅持下去，才能慢慢開拓台灣的腦神經外科。更進一步培養後續人才。一輩子陪伴我的此一句話，讓我奉命從事衛生行政工作的時候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忍耐下去，堅持下去以推動已經多方考慮而認為對全國人民有益的政策。
我在讀台北帝大醫學部二年級的時候上生化學的課，志賀直教授提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已經發明化學療法（Chemotherapy）的德國細菌學大師（Paul Ehrlich，1854～1915）之名言，要在學術上有成就需要4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Gliiek, Geschiek, Geduld und Geld（幸運、運氣，智慧、技巧，忍耐、堅持，也要有金錢財力）等德語之4個G。Ehrich教授因化學療法之發明而得到諾貝爾醫學獎。他在教室裡教導學生說，做實驗時必須要「勇於嘗試」並必須「觀察入微」。然後以手指頭伸進實驗杯裡之尿液中並將手指頭放進自己口中狀似嘗嘗尿液之味道，接下來等到所有學生都照教授的動作做完後，說：我看到每個人都「勇於嘗試」做到了，但是「觀察入微」都不及格了。我剛才放進尿液裡的是我的中指，但是放在口中的是食指，你們都沒有注意。所有的學生都大叫上當了。
任何一個人奉命擔任政務官時可能是「幸運」的，可能是你的「智慧、能力」、「耐力」被上級賞識的，但是你上任前是否有心理準備不能推動或不被容許推動符合多數民眾公益政策時，隨時都可以自請辭職下台？是否已準備勉強維持生活之財力？任何人接受政務官之職位時都要考慮清楚，政務官是公僕是向絕大多數的人民服務的。所以政務官必須要保持絕對的清廉。
清廉是公務人員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基本條件。假如帶領公務人員的各部、會首長不清廉的話，怎麼領導部屬替國家、人民做事呢？誰會聽你的話呢？但單是清廉是不夠的，必需要有能力要有心做事，正確的、有益人民、國家的事，必須要貫徹到底，才能有成功的一天。同時經常思考更聽聽專業人員的話做參考、做為助力。我們能在很短時間修正醫師法建立「專科醫師的制度」，提昇醫療的品質，就任三個月就制定以前沒有的「醫療法」，奠定醫療服務工作基礎，推動公共場所戒煙，機車戴安全帽，量血壓，血糖測量，等簡單有益的運動，以「腦死」做為器官移植之捐贈條件，腫瘤登記制度之建立，B型肝炎疫苗接種……之制度建立皆需要所有衛生署同仁之密切合作推動才有今日之成果。 很重要的事是署長帶領推動的法規之制定，政策之落實與成敗，全部由署長向上、向外負責。本人很高興在四年六個月的衛生署署長任期內從未用過任何「私人」而得到所有部屬、同仁之信賴。
我們必須經常思考怎麼做、做什麼，讓我們的鄉土、人民更進步、更幸福、更自由，我們絕不能忘記我們是Life-long Students，永遠還可以學習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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